近日，瑞典前首相卡尔·比尔特（Carl Bildt）在《世界报业辛迪加》撰文指出，自从欧盟前身——欧共体1957年创建以来，欧洲政治精英们一直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恢复往日查理曼帝国荣耀，重新建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洲。英国脱欧打破了这个梦想。欧洲不应是少数人的欧洲，而应是所有欧洲人的欧洲。“后脱欧时代”的欧盟必须摒弃不合时宜的“大欧洲思想”，不要再幻想通过一小群所谓的核心人物统治欧洲，而应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，以更开放的视角重新构建欧洲未来。该文以欧洲人视角解读欧洲的历史与今天，并对欧盟发展方向提出建议，很有参考价值。文章编译如下：
一、英国脱欧后的欧盟仍未吸取教训，欧盟成员国仍被分成三六九等。刚被挫败土耳其政变提醒我们，欧盟给欧洲带来了曾几何时人们不敢奢想的稳定。可是“后脱欧时代”的欧盟如果想继续存活，就必须改变它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令人伤心的是，这种变化现在还未发生。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，欧共体6个创始成员国——法、德、意、荷、比、卢——马上召集会议研究怎么办。其余21个欧盟成员国被甩在一边，不用想都知道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此次事件表明，欧盟必须跨越更大的障碍，才能有“后脱欧时代”的未来。简而言之，欧盟观念必须同所有欧洲人产生共鸣，而非仅与那些被邀请参加排他性会议的人产生共鸣。
二、查理曼时代的欧洲值得回忆，但欧洲真正兴起却源于近代。欧共体创建于1957年，当时的理想——也是今日欧盟的理想——是重建一个一千多年前查理曼时期的大欧洲。自欧共体成立后，欧洲领导人一次次地聚集到德国北莱茵－威斯特伐利亚州亚琛市的查理曼大帝宝座周围，发表充满愿景的讲话，宣示一个真正一体化的欧洲时代已经到来。对那些真正信奉欧洲梦的人而言，亚琛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圣城麦加。我本人认同查理曼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人物，可我并未发现他能多么地启发灵感。他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勇士，但也可能目不识丁。他所创造的帝国在他死后很快土崩瓦解。欧洲和西方的兴起肯定不是发端于查理曼时代。能够激发我灵感的欧洲，不是那种古代勇士们的欧洲，而是思想家和商人们的欧洲。正是由于后者数百年的贡献，欧洲才从罗马覆灭后的一潭死水变成了知识进步和创新中心，既成就了西方的崛起，也改变了人类发展方向。是哥白尼、伊拉斯谟、亨利航海家（十五世纪葡萄牙王子）、牛顿们的欧洲把人们从近代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，他们的欧洲是广阔且没有边境的，远比查理曼的欧洲大得多。康德关于共和国如何能取得“永久和平”的专著写就于如今俄罗斯境内的哥尼斯堡。格但斯克、塞维利亚、威尼斯等贸易大都市保持的对外联系远超出今天欧盟的边境。
三、欧洲政治精英必须摒弃僵化的思维定式，不再幻想重新一统欧洲。欧洲计划如果想重新焕发生机，它的支持者们就必须丢掉狭隘的查理曼式的理想，不再谈论所谓的老成员和新成员，以言行一致的方式虚心听取所有欧洲成员国的想法，在欧洲共同未来问题上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，否则欧盟很难运转。当2004年欧盟增加10个新成员国时（包括8个原共产党国家），我曾开玩笑地建议，欧盟总部应从作为老欧洲的布鲁塞尔搬到作为新欧洲代表、更处于欧洲地理中心位置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。我的真实意图是，要放弃那种妨碍建成开放、多元化和包容性欧洲的思维定式。欧盟总部当然不会从布鲁塞尔搬走，而那种老的亚琛思维方式也不会发生转变。不幸的是，“亚琛兄弟会”在布鲁塞尔泡沫掩盖下举行的秘密会议，恰好成为那些既无情又阴险的脱欧支持者们手中的把柄。除非作出根本性改变，否则“亚琛思维模式”只能继续成为各国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帮凶。
四、欧洲不应是少数人的欧洲，而应是所有欧洲人的欧洲。所谓布鲁塞尔同成员国夺权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谎言。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，逐步让渡国家主权是成员国以协议方式共同应对挑战的必要手段。共同应对挑战需要包容性和合作精神。当今年9月份欧盟27国领导人聚会布拉迪斯拉发时，他们应开始把欧洲归还给所有成员国。“后脱欧时代”的欧盟必须是一种更贴近成员国政治现实的联盟。尽管一座专门用于欧盟首脑峰会的大楼正在布鲁塞尔拔地而起，但我们也需要在欧洲其它地方召开峰会。9月份布拉迪斯拉发峰会是一个开端，我们可以尝试将欧洲努力同所有欧洲国家联系起来。亚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，布拉迪斯拉发时代已经来临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欧洲，更少的布鲁塞尔。如果我们能够拥护并坚持这种模式，那么欧洲不仅会继续存活，而且会繁荣兴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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